结缘核潜艇
1926年，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。汕尾市地处广东省东南沿海，是潮汕文化、闽南文化、广府文化、客家文化的交汇地，被称为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。
黄旭华上小学时，正值日寇犯我中华，家乡饱受日本飞机的轰炸。
“想轰炸就轰炸，因为我们国家太弱了！我要学航空、学造船，我要科学救国！”这位少年立下了科技报国之志。在小学和中学期间，他成绩优异。高中毕业后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国立交通大学（今上海交通大学）造船系，同时收到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的录取通知。
生在海边、长在海边的黄旭华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造船这个专业，由此开始了他的科研生涯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一些核大国不断对我国施加核威慑。20世纪50年代后期，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。在考虑研制团队人选时，黄旭华有幸被选中。1957年元旦，在参加研制任务前夕，黄旭华回到了久别的老家。63岁的母亲反复叮嘱道：“工作稳定了，要常回家看看。”但此后30年时间，他与老家几乎没有联系，父母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父亲直到去世也未能再见他一面。
1958年，他从上海到北京报到后，支部书记同他谈话，说了三点，一是“你被选中，说明党和国家信任你”；二是“这项工作保密性强，这个工作领域进去了就出不来，犯了错误也出不来，出来了就泄密了”；三是“一辈子出不了名，当无名英雄”。领导对他说，你能接受这种工作吗？黄旭华毫不犹豫回答：“能适应，而且是自然适应”。
在入党申请书里他写过这样一段话：“党需要我把血一次流光，我做到；党如果不是要求一次流光，而是一滴一滴慢慢流，一直流尽为止，我也坚决做到。”
1986年底，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再次回到广东老家，见到93岁的老母亲。他眼含泪花说：“人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，我说对国家的忠，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。”
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不可思议。为了保守国家的保密，黄旭华像核潜艇一样，整整“潜入”水下30年没有回家。离家研制核潜艇时，刚30出头，等到回家见到亲人时，他已是60多岁的白发老人了。
1987年，上海一家杂志刊登了报告文学《赫赫而无名的人生》，讲述了黄旭华这位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。他把杂志寄给了远方的母亲。看到文章的内容，他母亲与9个兄弟姐妹等亲友了解了他的工作性质。母亲含着泪一遍遍地读，还把兄弟姐妹叫到跟前说，“三哥的事，你们要理解他，要谅解他”。
与对家人隐姓埋名相比，黄旭华的爱人李世英承担了更大压力。忙时，黄旭华一年中有10个月不在家。结婚8年后结束两地分居，李世英才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。
黄旭华感慨地说：“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，我就知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。”
专心铸重器
1965年，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在辽宁省葫芦岛成立，核潜艇研制工作全面启动，黄旭华与研究团队开始了“核潜艇”从理论研究到实际建造的研制工作。
岛上的生活是艰难困苦的，但没有动摇大家的意志和干劲。所有人心里都揣着尽快研制出中国核潜艇的崇高使命。为了国家的安全，当一辈子的“无名英雄”，黄旭华认为很值得。
核潜艇是集海底核电站、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。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线型方案时，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型。他们发现，美国为建造同类型核潜艇，先是建了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，后把核动力装到水滴型潜艇上。经认真研究，最终选择了最先进、也是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。
黄旭华回忆道：“那时候严格地说，是不具备研制核潜艇的条件的。我们没有人见过核潜艇，大部分人没出过国，都是‘土包子’。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，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，核潜艇什么模样，大家都没见过，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。”
的确，当时缺乏核潜艇的相关知识和参考资料，科研水平有限，硬件条件不行，黄旭华与同事感到十分棘手。他们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，获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，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核潜艇涉及的技术复杂，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。为了在艇内合理布置数以万计的设备、仪表、附件，黄旭华不断调整、修改、完善，让艇内100多公里长的电缆、管道各就其位，为缩短建造工期打下坚实基础。当时没有最好的设备，就用最“土”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，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。
计算数据，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，初期只能依靠算盘和计算尺。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，答案相同才能通过。常常为了一个数据会日夜不停地计算。经历了几百个日日夜夜，算出了首艘核潜艇几万个数据；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和稳性，他们还采取用秤称重的方法，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，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。几年下来，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……
凭着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、智慧灵感以及顽强拼搏的奉献精神，黄旭华和同事们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的核动力装置、水滴线型艇体、艇体结构、发射装置等技术。1970年12月26日，当凝结众多研制人员智慧和心血的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顺利下水时，黄旭华热泪盈眶。各项性能均超过美国1954年的第一艘核潜艇，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罕见。
核潜艇研制从上马研制到下水经历五年时间，经过4年多的下水考验后正式编入海军进入战斗序列，使我国成为继美、苏、英、法之后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，辽阔海疆从此有了“水下移动长城”这个坚强卫士。
谈及这段日子，黄旭华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核潜艇跟我原来的志愿‘科学救国’——不是造飞机就是造军舰抵御外国的侵略，完全结合在一起，给我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当然很热爱。我国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时发表过声明，我们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，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，如果人家向我核进攻，我坚决给予报复。那人家向我进攻，我要报复，第一要保存自己，第二要有力量和威力给他报复，靠什么？靠核潜艇。要反对原子弹必须自己要有原子弹。有了原子弹我们国家必须要有核潜艇，我要求自己鞠躬尽瘁也要和大家一道干成这件事。”
奉献不言悔
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极限深潜。深潜试验追求的是极限下潜，潜艇将下潜到设计的极限深度，试验的风险性非常高。资料显示，美国的“长尾鲨”号核潜艇曾在深潜试验中沉没，这场灾难性的悲剧被写进了历史。
1988年初，黄旭华等人即将开展期待已久的深潜试验。为确保这次深潜不出意外，各有关单位做好了充足准备。然而，准备工作越充分、越周全，参试人员的精神压力也越大。
试验前，核潜艇总体建造厂为参试同志拍了“生死照”，以防万一失败后做个“最后的留念”。参试的年轻艇员满腔热血，有的甚至写好了遗书。
看到这个情况，年过花甲的黄旭华立即作出一个惊人的决定：亲自参与深潜！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。
黄旭华决定加入深潜队伍，他夫人李世英心存担忧，夫妻俩在一起工作几十年，深知深潜的重要和风险。但国家的利益重于泰山，决定支持他去。她对黄旭华说，“你是总师，当然要下去，否则将来怎么带这支队伍？你下去，没事的，我在家里等你！”
单位的同事为他担心并试图劝说他不要去。但黄旭华执意要去，他心中有数。在他看来，核潜艇里里外外全部是中国制造，没有一件设备、材料、管道是进口的，应该有把握。特别在设计上留有相当的余量，建造过程中经过严密的检查，自己亲自做了复查，有充分的信心。同时他认为，开展极限深潜试验，并没有绝对的安全保证。还有哪些超出自己认知方面的东西没有考虑到，这都是潜在的危险。如果自己跟着深潜，一是可以稳定大家情绪；二是在深潜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，可以协助马上采取措施，防止失误的扩大。
他说：“人都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我也是一样。严格来讲，这也叫做‘贪生怕死’，贪生——爱惜我的生命；怕死——是怕没有价值的死。我下去一定要把实验数据完完整整拿回来，而不是硬充好汉，让大家去承担失去生命的风险。”
深潜试验开始了。核潜艇载着黄旭华和100多名参试人员，一米一米地下潜。50m、100m、200m……核潜艇不断向极限深度下潜。海水挤压着艇体，舱内不时发出“咔嗒、咔嗒”的巨大声响，每一秒都惊心动魄。黄旭华镇定自若，全程沉着冷静、全神贯注地记录和测量着各种数据，根据数据的要求指挥继续下潜。
在极限深度，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的压力是一吨多，100多米的艇体，任何一块钢板不合格、一条焊缝有问题、一个阀门封闭不足，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。
当潜艇到达极限深度，核潜艇的耐压性和系统安全可靠，全艇设备运转正常。成功了！当核潜艇浮出水面时，现场的人群沸腾了。黄旭华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，即兴赋诗一首：“花甲痴翁，志探龙宫。惊涛骇浪，乐在其中！”
黄旭华的学生，1985年参加工作的中国船舶首席技术专家张锦岚对这次深潜印象深刻。“深潜试验是有风险，但有风险不是冒险，是有信心，要拿数据，是紧张不是害怕。”张锦岚说，这次深潜作了周全的准备和预案，漏水了怎么办，故障了怎么办，变形了怎么办，总计准备了28套500多条应急处置的预案。
不管是谈到潜艇的研制还是荣誉，黄旭华说：“感觉自己蛮幸运、蛮激动的，但是也感觉压力很大。工作是集体的产物，我仅是一个代表，我时刻记住感谢党、感谢政府，也感谢跟我一道协作的广大战友，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。”
实践育英才
从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开始，经历了60多年，在迈向成功的路上，始终都闪现着黄旭华的身影，科研几乎是他的人生全部。
他工作很忙，研究细致而严谨，但生活却很随性。爱人李世英说：“他生活简单随性，出去理发都嫌麻烦。后来，我买了理发工具学会理发，给他剪了几十年。”
几十年来，黄旭华言传身教，培养和选拔出了一批又一批技术人才。问及培养科研人才有什么秘诀？黄旭华说，工程实践中培养人最重要。他率领团队通过一系列重点型号的研制，在实践中让青年科技人才锻炼成长，成为挑得起重担的栋梁。
他常用“三面镜子”来勉励年轻人：一是放大镜——跟踪追寻有效线索；二是显微镜——看清内容和实质性；三是照妖镜——去伪存真，为我所用。
刘潜是“70后”新一代核潜艇人，中国船舶所属总体研究设计所的副所长，他毕业后一直奋斗在核潜艇研制一线。他说：“他们这代人一是照着黄旭华的方法做，消化吸收那代人的工作体系和方法，另外就是接着黄旭华的工作继续创新发展。今天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新的突破，那是因为站在了黄院士那一代人的肩膀上。”
培养人才、夯实人才是关键，同时鼓励人才、放手让年轻人去干更为重要！他说：“年轻人需要支持、需要鼓励。”黄旭华任总师、所领导时如此，退出一线后也是如此。如今，黄旭华虽年事已高，但会利用做报告、接受采访的机会，给大家讲讲研究中的感人故事，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年轻人。
黄旭华对自己的定位是当好青年科研人员的“拉拉队长”，给他们撑腰，给他们敲锣打鼓。黄旭华说：“我更愿意当‘场外指导’，不当教练，放手让他们去干，大胆去干。”直到今天，这位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，90多岁的黄旭华仍然会准时出现在办公室，为年轻一代答疑解惑、助威鼓劲……
社会不断向前发展，科学研究永无止境。黄旭华寄语青年一代，高精尖是买不来、求不来的，只能立足国内、自力更生。他希望年轻人勤于奋斗，勇于创新，敢于担当，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
谈到中国70年来的科技进步，他认为，新中国成立70年来真是天翻地覆，变化太大了。仅从造船行业来看，解放之前造船厂的任务主要是拆船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是核潜艇造出来，航空母舰也造出来。从造船的角度来看变化是天翻地覆的，整个国家更是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，这个飞跃是非常感动人的。
黄旭华是国防科技战线上无数无名英雄的缩影，隐姓埋名、悄然奉献，一生“许国”，成就辉煌。他与无数核潜艇研制者用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完美诠释了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大力协同、无私奉献”的核潜艇精神，为捍卫国家安全和推动国防事业的发展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